编者按：保障能源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了16个强国建设目标，其中，建设能源强国首次入列，清晰标注出未来能源行业的奋斗方向。

　　从“大”到“强”，一字之差，万千担当。回望来路，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实现伟大跨越；眺望前方，能源强国目标呼唤我们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于变局之中赢得发展先机。为深入解读我国建设能源强国的时代内涵，剖析建设能源强国的优势、挑战和实践路径，本报邀请能源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今日推出第一期，敬请关注。

　　受邀专家

　　邹才能 中国科学院院士

　　曾兴球 中国中化原总地质师、中国投资协会能源研究中心副理事长

　　许江风 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供给与绿色消费分会首席战略研究专家委员

　　杨 雷 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副院长

　　张 博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院教授

　　汪万发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岗位制副教授、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

Q1：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建设能源强国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曾兴球：建设能源强国是我国能源战略的一场历史性变迁，这是中央面对国内外市场格局深刻变化、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部署不仅是对当前能源安全新问题的精准把脉，更是对全球能源格局未来演变的主动塑造，旨在通过能源的绿色转型筑牢国家安全的战略支点，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然而，这一战略转型是在严峻的内外环境下推进的，面临着双重压力与挑战。从外部看，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能源运输风险和获取难度增加，我国在国际市场定价权和规则制定上话语权不足。从内部看，我们长期面临“大而不强”的困局，能源禀赋“富煤少油缺气”的硬约束明显，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绿色转型与安全保供的矛盾亟待破解。

　　杨雷：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建设“能源强国”标志着国家能源战略的一次根本性跃升，其意义在于主动把握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历史机遇，抢占未来竞争的制高点。这不仅是顺应全球气候治理和产业变革大势的战略抉择，更是通过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催生新技术新业态、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的内在引擎。更重要的是，大力发展自主可控的新能源，能够从根本上降低对外油气依存度，显著提升能源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和长治久安筑牢根基。当然，这一历史进程也伴随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我们面临存量结构与增量系统的双重制约，以煤为主的高碳能源体系存在强大的路径依赖，而新能源的快速发展又遭遇传统方式消纳能力不足、系统灵活性难以支撑等新瓶颈。另一方面，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与内部改革的深化需求相互交织，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了能源市场的不确定性，而国内能源领域的市场机制和价格体系尚不完善，制约着资源的优化配置。此外，关键核心技术和标准受制于人、全球能源治理话语权不足等深层次问题，也使得能源强国建设面临诸多挑战。

Q2：区别于能源大国，能源强国应该“强”在哪里？

　　邹才能：能源强国代表，一个国家要在能源规模、能源技术、能源安全、能源经济、能源绿色和能源治理等多个维度上拥有强大的综合实力，能够自主、安全、经济、高效、智能、绿色地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能源需求，并对全球能源体系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力、引领力和塑造力。它并非指单纯的能源资源储量或生产消费总量上的“大国”，而是体现在一个国家能源体系的安全保障、技术创新、绿色低碳、系统协同、治理效能和国际影响力等核心维度上，具备上游勘探开发、中游输送储运、下游高效利用与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和全技术链竞争优势，具备强大的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强大的能源技术引领能力、强大的能源产业竞争能力、强大的能源系统智能协同能力、强大能源治理引领能力。“五个强大能力”的本质是从追求“量的优势”转向构建“质的胜势”，从依赖“资源禀赋”转向依靠“系统能力”的一场能源大变革。

　　张博：能源强国至少应在以下“五个方面”体现“强”：第一，强在安全保障能力。能源强国首先必须具有安全可靠的能源体系，既能在常态下稳定运行，也能在复杂国际形势、极端气候和突发冲击下保持供应链韧性，实现“可预期、可调控、可托底”，真正把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这种“强”，不仅是产量能力，更是体系和机制能力。第二，强在结构与效率。能源结构更加清洁低碳，多种能源协同互补，系统运行效率持续提升，单位能耗和单位排放不断下降，在保障经济增长的同时推动高质量发展。第三，强在科技与创新。在油气勘探开发、非常规资源、深水深层、智能化开发以及低碳与负碳技术等关键领域，形成自主可控、可持续迭代的技术体系，实现从“跟跑”向“并跑乃至领跑”的转变，在全球能源技术竞争中拥有实质性话语权。第四，强在治理与制度。能源市场体系更加成熟，价格形成机制、投融资机制和风险防控体系更加完善，能源治理向法治化、市场化、数字化和现代化迈进，为能源长期稳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第五，强在国际影响力。不仅是能源贸易和投资规模大，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全球能源治理、定价机制、技术标准和规则制定中发挥重要作用，持续提升中国在全球能源体系中的制度性影响力。

　　杨雷：能源大国与能源强国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体现为规模和体量上的“大”，后者则强在质量、效率、竞争力和影响力上的“优”。从硬实力来看，能源强国，首先强在结构优化与安全韧性，建立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的多元清洁供应体系，能源自给率保持高位，供应链抗冲击能力强；其次强在技术引领与产业竞争力，在风光储氢、核能、智能电网等关键领域掌握自主核心技术，拥有完整的产业链，成为全球领军企业；再次强在经济性与效率水平，单位GDP能耗、能源转换效率等指标达到世界领先；最后强在基础设施的系统性和韧性，建成高度智能、安全可靠的能源网络，有效支撑新能源消纳和多能互补。从软实力来看，能源强国需要强在制度成熟与治理高效，拥有健全的法规体系、统一开放的市场和现代化的监管能力，能够充分实现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强在国际影响力与规则塑造，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在发展理念、国际标准、贸易规则制定中发挥引领作用，落实能源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还要强在创新生态与人才支撑，形成充满活力的科技创新环境，为基础研究和技术转化持续注入原创动力。

Q3：目前我国已具备哪些建设能源强国的基础与优势？

　　张博：第一，基础体现在“五个维度”的整体跃升。一是规模基础。我国已是世界最大的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截至2025年底，全国电力装机总规模达到38.9亿千瓦，年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亿千瓦时，相当于美国、德国、日本、印度的总和，这一体量决定了我国能源系统具备强大的韧性与回旋余地。二是市场基础。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充换电网络、最大的绿色电力消纳市场，绿电交易规模已超3200亿千瓦时/年，巨大的市场纵深为新技术、新业态提供了孵化场。三是企业基础。从传统能源央企到新能源民企，形成了梯次合理、协同有力的市场主体矩阵，特别是以“新三样”为代表的制造业企业，已深度嵌入全球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四是人才与科技基础。我国在核电、特高压、新能源发电等领域已实现国际领跑，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加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日趋完善。我国已经培养了规模庞大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五是制造业与产业链供应链成本优势。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从多晶硅、锂电池到逆变器，制造成本较国际平均水平低20%~30%，这种成本优势不仅是商业竞争力，更是能源转型的底气。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施工、运营维护等领域，也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核心优势体现为“制度—产业—竞争”三重叠加。制度是指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战略集成优势。能源强国不是单一技术的突破，而是体系的重塑。我国能够实现对“沙戈荒”大基地、特高压跨区输电、抽水蓄能等进行超大规模、超长周期的统筹规划，这是任何市场经济体难以复制的制度能力。产业是指出口“新三样”的全产业链溢出优势。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不仅贡献了出口增量，更重要的是，它们将“制造优势”转化为“能源优势”：电动汽车是移动储能，锂电池是调节资源，光伏是发电主体，三者正在重塑能源生产与消费的底层逻辑。竞争是指新能源领域的全球市场竞争力优势。全球前十的风电、光伏企业我国占据多数席位，新能源装机与发电量稳居全球首位。

　　汪万发：在“十四五”时期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我国能源强国建设的优势条件已深度积累并持续释放。一是超大规模的能源市场优势。我国能源生产总量和消费总量均稳居世界首位，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二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完整能源工业体系优势。我国建成了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能源体系以及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了现代化产业基础。三是能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向纵深发展。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五年规划”制度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贯彻实施等标志性优势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治理保证。四是能源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和壮大。随着能源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技术就是资源”的大趋势为我国从能源大国向能源强国跨越提供了发展契机。

Q4：锚定能源强国目标，我国下一步应如何精准发力？

　　许江风：从油气的角度看，对外依存的形势没有改变。这要求我们首先要解放思想，聚焦主责主业，坚定立足我国本土油气资源禀赋，加大增储上产力度的信心，确保国家油气供应安全。以地热为例，目前我国地热的发展不够理想，而我国地热能分布广泛、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经济效益丰厚，不需要长距离传输，也不需要燃烧就能满足人们的清洁采暖需求，有助于我国能源独立与安全。地热开发与油气勘探开发原理相同、研究对象相同、工程相同、施工队伍相同，可以充分发挥油公司的人力、物力、财力、科技力量，加大对地热业务的投资，将地热开发划为主营业务。

　　曾兴球：我国在以下五个方面存在压力：一是资源禀赋压力，化石能源禀赋较差，新能源短期内难以完全接替；二是核心技术受制，在深海油气开发、关键储能等领域仍有明显短板；三是国际竞争力薄弱，在市场博弈和定价权上经验不足、软实力欠缺；四是治理体系滞后，市场化建设不够完善，国际合作规则创新不足；五是国际化人才匮乏，缺乏能适应复杂国际环境的复合型人才。针对上述短板，下一步应从六个方面协同破题：第一，立足于开源，构建多元清洁的供应体系，推动非化石能源与化石能源清洁利用协同发展；第二，着力于节流，大幅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推广节能降碳技术并加快电能替代；第三，突破技术难关，集中攻关“卡脖子”技术，实现能源科技自立自强；第四，打通市场关，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第五，完善治理体系，健全能源法治与风险预警机制，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第六，扩大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提升国际话语权。

　　汪万发：比较而言，我国在建设能源强国进程中仍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难题。一是相较于美国和俄罗斯等主要能源大国，我国实现能源稳定仍面临较大压力。二是相较于美国等能源科技强国，我国在部分能源领域的关键技术和核心制造环节仍面临“卡脖子”问题。三是与世界其他能源大国的发展道路不同，我国是将新能源和未来能源作为能源强国建设的主攻方向，推动新能源产业体系和未来能源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高水平治理。我国能源强国建设的关键在于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应从新的能源结构、新的系统形态、新的产业体系、新的供应链、新的治理体系这五个部分夯基垒台、攻坚克难，构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一是锚定新的能源结构，构建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多能互补的能源供应体系；二是锚定新的系统形态，建立协同高效的多层次新能源消纳调控体系；三是锚定新的产业体系，打造具备现代化能源产业体系；四是锚定新的供应链，打造弹性韧性的能源供应链；五是锚定新的治理体系，建立健全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体制机制。此外，亟须加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和能源强国建设的规划协调、政策协同。展望未来，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建成之时，也是能源强国地位确立之日。（金文琦 王芳 黄祺茗 采访）

专家评论

合理把握能源强国转型节奏与力度

吕建中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特聘研究员、中国石油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原专职副主任

　　能源是现代化的基础与动力，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纳入“十五五”规划，标志着能源领域正式成为我国“强国”目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能源转型与地缘政治动荡交织，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形势复杂，建设能源强国既要兼具安全自主、绿色高效、创新引领、治理现代、全球影响的多维度特质，更要精准把握历史方位与时代使命，统筹发展和安全、兼顾当前与长远，合理把控转型节奏与力度，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安全、稳定、清洁、可持续的能源保障。

　　在战略定位上，需实现从“保障供给”向“强国引领”的跃升。长期以来，能源的核心价值集中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保障层面。步入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建设能源强国成为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顶层目标，更是支撑制造强国、科技强国等领域建设的基础支撑；既是应对全球地缘能源博弈、守住国家能源安全底线的必然要求，也是引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践行“双碳”目标的核心路径。新时代的能源强国，摒弃了单一的产能规模优势，以新型能源体系为骨架，以自主可控、绿色低碳、高效韧性为内核，成为服务强国建设全局的核心战略支柱。

　　在发展阶段上，需实现从“能源大国”向“能源强国”的迈进。如今我国已是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消费国和进口国，拥有雄厚的“量”的积累和“大”的发展基础，但“大”并不等同于“强”。当前我国能源发展仍存在诸多结构性、深层次矛盾，比如，能源领域部分核心零部件、高端材料等存在“卡脖子”问题，原始创新与前沿技术储备欠缺；能源系统调节、利用效率及新能源消纳水平有待提升，跨区域协同调配与市场化交易机制尚不完善；在全球能源治理中，我国的参与度和规则引领力与大国地位尚不匹配。建设能源强国，既要靶向补短板、强弱项，更要实现发展逻辑的根本转变，从追求“量”的快速增长转向聚焦“质”的全面提升，推动能源领域实现供给自主化、技术高端化、结构绿色化、体系韧性化的系统性变革。

　　在发展模式上，需实现从传统模式向新型模式的转型。传统能源强国的发展逻辑，多依赖化石能源资源禀赋，通过能源外交、资源掌控将能源实力转化为地缘政治影响力，模式具有明显的资源依赖性。当下，能源格局迎来深刻调整。我国建设能源强国，不仅要筑牢保障经济社会运转的能源“基础底盘”，更要培育推动国家发展模式转型、催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这要求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性优势体系，覆盖能源供给、消费、技术、体制机制、国际合作等维度，既立足国内破解能源转型难题，又着眼全球塑造我国在能源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内外联动、双向赋能。

　　能源强国建设，硬实力是根基，软实力是保障，二者相辅相成。“十五五”时期是能源转型关键窗口期，需把握能源安全重心向新能源转移的趋势，聚力增强硬实力，突出能源自给与应急保供能力，发挥煤炭兜底作用，推动油气实现稳产、新能源跨越式发展，确保关键资源对外依存度可控、战略储备充足；提升清洁化与高效化水平，稳步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降低单位GDP能耗和碳排放强度，保障新型电力系统可靠运行；实现全产业链自主可控，推动光伏、风电等新能源装备与核心技术自主研发并达到全球领先；强化系统韧性与应急保障，完善跨区域能源互济机制，提升需求侧响应和极端工况下的应对能力。

　　同时，加快提升软实力，聚焦治理现代化、标准引领力、国际话语权、绿色影响力，重点要完善现代能源市场体系，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健全能源法规制度与行业标准，推动我国标准向国际标准转化；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改革，加强国际交流合作；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与智慧，全面提升我国在全球能源领域的规则制定和转型引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