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合作是推进能源转型发展的最强动力

——专访世界石油理事会副主席周吉平

  在全球能源低碳转型进程中,新能源的发展、传统化石能源再升级、新型动力技术创新,各种新生事物交织在一起,世界各国同样由于发展状况、地缘资源等方面的不同,而发展路线迥异。因此,在推动清洁发展、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合作交流才是发展的基础,让不同发展方式优点得到放大,同时让技术、经验的总结沟通更加多元。”

  ——编者

  2019年年初,天然气价格和原油价格走势可谓冰火两重天,作为传统化石能源的清洁代表天然气,凸显了在能源转型中市场的强劲需求。一些专家认为,2019年,或许将成为名副其实的“天然气年”,天然气需求占比将有“质”的提升。未来能源转型下,天然气资源将发挥哪些作用?为什么能源转型更需要国际合作推动发展?

  在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ETRI)与美国IHS Markit公司共同举办的2019年国际能源发展高峰论坛上,世界石油理事会副主席、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周吉平就这些问题同中国石油报记者进行了深入对话。

周吉平

  中国石油报: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能源转型阶段,未来将持续很长时间,这需要进行哪些方面的探索和工作才能合理有效地建立起未来能源发展体系?

  周吉平:目前,全球处于第三次能源转型阶段,低碳乃至无碳将是未来很长一个阶段人类在能源领域的发展目标。时代变化万千,国际合作推进全球化发展是历史前进的必然趋势,对于能源发展更是如此。

  当今,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蓬勃发展,但化石能源也并没有显示退出历史舞台的迹象,仍将在相当长时期内继续主导能源市场。

  清洁低碳化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然选择。历史上发生过两次能源大转型,推动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但大量化石能源使用造成了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极大威胁。第三次能源革命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在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全球多数国家同意并加入《巴黎协定》,这关乎人类的生存问题,是所有国家存在的“球籍问题”。各国因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差异、技术优势不同,正在以不同方式、不同规模、不同速度推进能源转型,但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行进。

  虽然可再生能源等新能源发展迅速,但尚不具备支撑世界经济发展的规模,传统化石能源正在被新能源替代,而占比却十分有限。电能汽车、氢能汽车发展迅速,在政策强力支持下,增量巨大,但全面替代仍需时日。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化石能源仍将是主导。有数据显示,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会增长至100亿,全球GDP预计将超过200万亿美元规模,经济总量增长会消耗更多能源。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石油天然气等传统化石能源仍将是解决能源贫困、推动欠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关键。传统化石能源在解决能源使用分布不均、能源贫困问题中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中国石油报:未来石油天然气在清洁能源转型中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周吉平:根据发展趋势,天然气与可再生能源融合发展是当前全球能源转型最可行的方案。

  这是由几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首先,天然气资源的属性和禀赋。天然气在燃烧过程中基本不排放二氧化硫,排放的氮氧化物比煤炭低60%,排放的二氧化碳比煤炭低50%;其次,2007-2017年间全球天然气证实储量年均增长1.7%,2017年全球证实储量193.5万亿立方米,储采比达52.6,高于石油储采比(50.2),如果再考虑到可燃冰技术的突破和发展,天然气资源潜力巨大。

  天然气不仅是通往未来能源的桥梁,“天然气+可再生能源”融合发展更是未来能源发展的方向。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间隙性,需要天然气调峰电站配套;可再生能源时空分布的碎片化特征适合“天然气+可再生能源”的分布式能源体系;整合电热冷气等多能互补的集成能源体系需要天然气与可再生能源融合发展。

  中国石油报:为什么只有全球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前边提到的多元化发展?

  周吉平: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合作共赢是全球能源发展的主题。以低碳化、无碳化为特征的新一轮能源转型,需要先进技术、管理理念、知识经验等全方位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才能有效配置资源实现转型目标。

  能源转型是不同转型同时发生的共同转型,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案。全球能源的清洁低碳转型,既需要非化石能源发展,也需要化石能源的清洁化发展。

  能源转型期出现的新旧能源更替,需要更加关注由于传统能源大幅减少而新能源供应不足带来的新能源安全问题。全球范围内广泛的能源合作将有助于各国共同应对新的能源安全风险。

  中国石油报:为什么说世界油气工业的国际化发展是必然选择?

  周吉平:石油天然气生产和消费市场往往处于不同地区,石油天然气贸易通过航运、管道和公路运输等方式形成了巨大的交易网络,全球范围的流动性是油气行业发展的生命力。现代石油工业从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国际化发展,世界石油工业发展史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就发展起来石油天然气工业,国际合作是这个行业发展的本质要求。

  中国石油报:中国的油气公司在参与世界油气工业国际化发展的进程中表现如何?您作为中国石油工业“走出去”的开拓者和创业者,有什么感受?

  周吉平:中国的油气公司参与世界油气工业国际化发展,主要包括“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面。

  从“引进来”看,中国的石油天然气行业是最早实施对外开放的领域。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大规模引进技术与装备,就是从石油天然气行业开始的;上世纪80年代成立了中国石油海洋总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公司,负责海上、陆上石油天然气对外合作。40年来,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石油天然气行业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提供稳定能源保障,也为全球能源发展做出积极贡献。2018年《财富》500强排名中,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分别位列第3、第4位,中国海油位列第87位,中化集团位列第98位。2018年《石油情报周刊》50大石油企业排名中,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分别位列第3、第20、第32位。

  从“走出去”看,以中国石油为例,1993年开始实施国际化经营,经过25年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93-1998年的起步阶段。中国石油参与加拿大、秘鲁、巴布亚新几内亚、泰国等小型油气项目,开始“走出去”。第二阶段是1997-2011年的规模化发展阶段。1997年通过国际竞标同时中标苏丹、哈萨克斯坦、委内瑞拉等国的项目,被国际石油界称为一匹黑马。2005年成功并购哈萨克斯坦PK公司,开始实施海外并购重组式发展,被《人民日报》评论为“重剑无锋、大巧不工”的内敛和务实发展。2009年参加了伊拉克鲁迈拉油田、伊朗北阿扎德干油田项目,开始融入中东石油天然气市场。第三阶段是2011年至今的战略引领阶段。更加注重国际化公司建设,在理念、制度、人才发展等方面与国际大公司对标,并深度融入全球能源合作;更加注重与国际大石油融合发展,在伊拉克、哈萨克斯坦、巴西、莫桑比克等国家和地区,与埃克森美孚、壳牌、BP、道达尔等公司成立联合作业公司,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保障全球能源供给做出贡献;更加重视创新发展,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充分利用当地技术前沿优势、人才优势与中国石油科技优势相结合,在勘探开发、钻完井技术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技术突破;优化公司组织结构,突出战略管控与生产经营决策权下放,提高运营效率,大幅降低作业成本;更重要的是在理念创新方面,中国石油走出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资源,更重要的是为全球能源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石油报:未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特别是中国能源与世界能源的融合发展有什么可以值得期待的地方?

  周吉平:从发展现状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当前中国是全球第一大石油进口国、第一大天然气进口国。2017年中国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了67%和38%。中国的石油需求预计在2030年前还将增长,接近7亿吨;天然气在2050年前有望持续增长,接近7000亿立方米。

  从发展前景看,主要有三方面的期待。一是中国能源转型推动全球能源转型。二是通过全球化合作进一步消除能源贫困。三是国际化发展将助力全球能源转型。

  能源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领域。中国同沿线各国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加强能源领域合作,对促进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不断深化对外开放,积极主动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助力全球能源转型升级,将与国际同行一道合力打造全球能源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记者 苏子开)

 

  【关于能源转型的专家声音】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院士

  发展低碳能源的直接目的是应对气候变化,建设一个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绿色、低碳能源体系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需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低碳能源使我们能够改善现在并拥抱未来。

  能源学者瓦茨拉夫·斯米尔

  能源转型一般都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长期持续发展,而不是短短几年更不能奢望一夜之间就实现。据BP统计资料,石油、天然气、水电、核电和可再生能源从在能源结构占比上升变化都经历了较长时间,在整个能源结构中所占份额的提高基本上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石油从1877年在能源结构中占比1%经历50多年才发展到占比16%。2008年可再生能源(水电不计算在内)在整个能源结构占比1%,2016年才到3.2%。预测要它经历30多年才可能达到10%。

  在其《能源神话与现实》一书中通过大量事实数据和理性思考对能源领域的许多神话做出客观解释,告诫人们能源创新并不遵循摩尔定律,能源转型需要几十年的发展。提醒人们不要轻信有关未来新能源或新能源技术应用速度、时间和范围的主张;不要低估传统能源及已有设备持久性和适应力;不要因为与某些预设意识形态或社会模型相匹配,就不加批判地接受新能源和新技术工艺,要认识到能源转型是一个涉及范围广泛且十分复杂的过程,其所需的基础设施必须在新能源供应和新方式广泛应用之前就要得到满足,否则就难以实现能源转型。

  斯米尔认为,人们对能源神话的盲目追求和崇拜源于以下三个认知方面的匮乏,即对基础科学的粗浅理解、对新技术和性能的盲目乐观和对能源转型长期性的忽略。要充分认识到能源转型的难度,对能源转型要保持足够的定力和推进力,避免急躁的心情。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新业

  看待能源需求问题,GDP重要,但GDP的结构更重要。未来在供给侧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促进煤炭清洁利用、进行电力体制改革在未来能够很好地降低能耗和污染;在需求侧现有的重工业转移一定程度上降低能源的需求。此外,他建议提高环境税,促进环境政策、碳市场与电力市场的融合,以确保电价降低的好处不能被高耗能行业吸收。郑新业还提出,相比能源技术的创新,首先将新技术推广开来更加重要,有助于中国整体能效的提高。

  中国石油集团公司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震

  油气需求会在2035年达到顶峰。未来中国的天然气潜力巨大,应当大力发展天然气,使其成为主体能源。针对目前天然气市场终端价格较高的现状,建议推进天然气价格市场化,同时通过体制的改革,使各个环节的盈利回到正常水平。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资源和能源参赞贾杰明

  在能源转型中,应当加强合作,一方面通过技术交流降低化石能源的碳排放量,另一方面加强发电系统中的可再生能源整合管理。在澳大利亚能源发展主要是靠市场引导。我们要宏观考虑能源的开发成本、收益,中国在能源革命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但同时中国和澳大利亚有着相似的问题需要解决。能源转型需要整体推进,不能单一发展某一种能源。虽然目前澳大利亚的能源消耗较大,但还没有成为可再生能源需求大国。在我看来,能源、政策、效率非常重要,从长远来看,注意力应放在更为综合的、集成的领域和可再生比例的提高上,这是一个重大挑战,这要求我们综合地利用最新的技术、市场,重视商业模式的创新。此外,需求侧会导向供给侧的转型,因此提高可再生能源消费需求,对能源转型十分重要。目前从总体来说,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仍然较高。因此,消费者需要一定时间去接受,在能源转型的早期可再生能源的价格会偏高。人们应该明白,如果你愿意在短期内花费较高的价格使用可再生能源,它在未来将会带来巨大收益。每个人在渴望使用清洁能源的同时,都应该做好承受清洁能源初期价格偏高的心理准备。目前可再生能源的市场仍处于构建初期,满足能源供求的平衡,有助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以上数据图例分别自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世界与中国能源展望2050》、中油国际、新华网、IEA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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