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房”的危难和救助刚刚拉开序幕，雷曼公司又将和贝尔斯登公司一样退出历史舞台。

　　“两房”危机涉及房地产业的资产证券化市场，直接受影响的已发行票据总额逾5万亿美元；雷曼公司在美国投资银行业中是固定收益产品市场的龙头，而固定收益证券市场的规模超过30万亿美元！还不包括各种外币产品！人们谈虎变色的次贷危机只是序曲，现在的危机已经扩大到几乎所有债券品种。

　　举债消费与投资的生活方式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卷进了巨大的全球债务链之中，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在各种债务的分拆与组合中游刃有余，并且创造了多次“打包”的结构金融产品。于是，在现代商业银行的“金融超市”中，货架子上的理财产品琳琅满目，特别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衍生产品市场诞生之后，商业银行的交易业务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时至今日，同时在线交易的银行中间业务交易性产品有两万余种。由于各种金融产品的交易和衍生交易有很高的比例涉及债券市场，直接或间接地使用债券作为基础性的交易工具，所以债券市场规模巨大，层次繁多，结构复杂，错综交易，经常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反应。

　　在这个巨大的高风险交易市场中，雷曼公司代表了固定收益产品的设计、交易和管理的最高职业水平，有着业内公认的垄断地位。换句话说，雷曼公司的标准就是行业的最高标准，任何复杂的交易结构和产品设计一旦贴上雷曼公司的标识，就好比制造业中的免检标识一样，有了无条件过关的公信力。今天，这样一家百年老店陷入危机，再次动摇了华尔街的公信力。

　　遥想当年拉美债务危机对巴西、阿根廷等国家的经济破坏，我们不得不关注美国经济政策的每一步调整。从经济学的标准看，美国“两房”危机的解决方案是非常“社会主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两房”的基础是国家信用，国家可以不管“两房”的股东，却必须维护国家的信用。和贝尔斯登案的解决方式一样，美联储可以不关心贝尔斯登公司的存亡，却必须联手摩根大通公司积极介入以维护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现代金融是商业社会的政治，所以化解金融危机的经济政策必须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特别是对于美国，金融是美国的立国之本，这不仅在于其本土经济的稳定，而且在于其国际社会的信用，这两个因素又决定了美国能够把本土的金融危机输出到国际社会。

　　美国政府干预的基本倾向是输出通胀，转嫁危机。所以她在通货膨胀的威胁面前大胆降低利率，全力刺激经济，毫不犹豫地实践着经济“社会主义”的调控政策。通货膨胀的“祸水”在全球泛滥，背后是各国宏观调控能力的奥林匹克竞赛。竞赛的结果，或者是欧美国家在本土消化危机，或者是把大部分通胀输出给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挑战面前，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应及时做出调整，从追求CPI下降的“面子工程”转为刺激经济成长，从“反热钱”的闭关自守转为鼓励外资流入的拉动消费，从贸易主导的出口加工转为投资主导的市场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