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北京凌晨雾气弥漫。直到记者走进以“石油峰值”为主题的中国能源战略国际论坛会场，这种朦胧的感觉仍挥之不去，而且似乎更浓：同一论坛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石油峰值的预测。

　　围绕石油峰值来临与否的争论，似乎远没有停止。从这个角度看，石油峰值研究对世界乃至中国能源未雨绸缪有一定意义。

　　客观看待石油峰值的影响

　　尽管围绕石油峰值的争论仍在继续，但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石油资源是有限的，石油峰值早晚要来，分歧主要在时间早晚上。

　　石油峰值的影响深远。油气短缺造成的影响，使交通运输等高耗能行业首当其冲。据统计，美国交通部门的石油消耗已占据其石油总消耗的2/3，澳大利亚80％的石油消耗用于交通运输。而交通也成为中国能源消耗增长最快的领域。石油峰值到来后随着石油产量下降，交通系统可能首当其冲。

　　石油峰值对经济的影响更为显著。北京大学中国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春航说，中国为进口石油每年要花去大量的外汇，随着进口油量的增长和油价的高位震荡，这一支出必将递增。

　　环境压力是石油峰值带来的另一个影响。中国是煤炭消费大国，由于煤炭的高污染性，导致污染排放、资源开发都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环境保护压力大。“今年4月爆发的太湖蓝藻事件，为我们敲响了生态警钟。”刘春航说。

　　未雨绸缪，从容应对

　　在谈及石油产量顶峰时，国家能源办副主任徐锭明说，既然石油峰值早晚要来，我们就该用全球的眼光，站在全球的角度来研究未来能源战略，早做准备，从容迎接。

　　从政府层面看，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节能减排等工作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近年来，我国不仅明确了具有法律效应的能耗约束性指标，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遏制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快速增长的综合性调控措施。今年上半年，全国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同比下降了0.88%，扭转了多年来持续上升的态势。

　　但节能降耗压力依然很大。刘春航分析，如果要有效缓解资源环境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制约，最关键的还是要切实推进包括能源在内的资源环境价格体系改革。通过价格市场化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最终实现“更多地依靠市场化手段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

　　应对石油峰值的另一个必然选择是发展可再生能源。中国政府对发展可再生能源非常重视，已列为国策。预计2000年到2020年，大约有2万亿元投资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不过，当前面临的最核心问题是：如何在战略中做好取舍，切实落实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目标。

　　全球石油峰值研究会主席谢尔·阿列克列特透露，石油峰值的预期将促使政府采取措施减少油气使用量。这些措施包括节约用油，发展公共交通，减少汽车能耗等。

　　应对石油峰值，对石油企业来说同样是个重要课题。不管石油峰值争论的最终结果如何，仍需未雨绸缪，早做预案，以防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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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峰值论之争

　　上世纪50年代，自美国著名石油地质学家哈伯特在成功预测美国本土48州的石油产量在1970年前后达到峰值以后，石油峰值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兴起。目前，全球石油峰值类网站多达200多个。同时，峰值论派与反对派之间的争论也越演越烈。

　　Campbell是峰值论的著名代表，他在一份研究报告中透露，全球44个重要产油国中，明显跨越产量高峰的已超过半数。全球石油峰值研究会主席谢尔·阿列克列特认为，世界石油产量最高值为每天9500万桶。

　　而反对派认为，石油峰值理论并没有全面透彻理解市场走势。虽然石油资源是有限的，但没人知道这个限度是多少。探明可采石油资源会随着技术进步而不断增加。石油峰值是虚假的警报，现在提出石油峰值还为时尚早。

　　在国内，围绕中国石油峰值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石油产量顶峰到底是哪一年、石油峰值到底是多少等问题。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副校长庞雄奇认为，石油峰值出现后还有一段产量延续期，这段时间内油气可能仍然保持相对稳产。石油峰值并不意味着石油危机，但峰值之后石油产量将越来越少，这无疑将直接关系到国家石油安全。国家能源办副主任徐锭明认为，研究后石油时代及石油产量顶峰，是为了更好地迎接它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