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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能源演化看碳中和的地缘政治博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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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欣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碳达峰碳中和是能源演化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和必然趋势，也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但是，“双碳”目标不仅仅为了应对全球变暖，也是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发展到能源演化高级阶段具备的经济技术优势地位，抢占碳减排话语权、碳定价和碳排放征税权。发达国家回避历史碳排放和人均碳排放较高的事实，要求当前碳排放较高的国家肩负起碳排放责任，并以此来限制发展中国家在新能源时代的发展空间，提高发展中国家未来使用能源的成本，维护发达国家当前的领先地位。
能源演化的基本规律：
主体能源从高碳至零碳
全球能源演化已进入第四次能源革命，全球正处于从石油时代向以风光发电为代表的新能源时代迈进。电动车、风光发电、绿氢制造等产业有望成为新能源时代的支柱产业。
一个国家或地区一般要经历能源演化的三大基本阶段，从高碳到低碳至零碳，这个发展的过程一般不可逆，且难以跳跃，这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虽然全球正在快速进入第四次能源革命，但目前仍处在煤炭、石油和新能源共存的能源变革期，且三者仍将长期共存，更重要的是不同国家处在不同的能源发展阶段。
以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掌握了新能源技术和话语权，他们在石油时代逐渐落幕，并快速进入新能源时代的风口中提出全球要控制地球温度过快上升，限制其他仍然处于煤炭和石油时代的国家大规模使用化石能源，甚至最好越过化石能源时代直接进入新能源时代。这对发展中国家既不公平，也相当不利。因为，当前全球经济中煤炭时代和石油时代产业仍然占据相当大的比重，而新能源产业目前方兴未艾，其产业链在经济中占比仍然有限。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技术差距，在新能源时代支柱产业中处于相当不利地位。能源出口国将被迫放弃自己的资源优势，转向出口高成本的新能源，如中东、俄罗斯等传统油气出口国；而中国、印度、南非、印尼等发展中大国则需要为减少煤炭使用付出高昂成本，唯有发达国家可以利用其掌握的技术、资金优势从新能源的风口中获利。
西方提出碳中和的政治目的：限制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
碳中和表面上是保护地球环境，控制地球温度不要升高过快。但其不可避免地具有地缘政治博弈目的，即将全球国家分化，固化当前全球各国的发展地位。以电力领域零碳排放电力占比为例，若严格执行碳中和政策，全球超过80%的人口将因为碳排放限额而被限制发展的空间。从OECD与非OECD国家分布来看，OECD国家人口全球占比17.35%，零碳排放电力占比为48.55%；而非OECD国家人口全球占比82.65%，零碳排放电力占比为32.11%。即若以全球零碳排放电力均值占比38.58%为界，则中亚、亚太、非洲和中东地区的人口必须提升可再生能源比例，降低化石能源使用比例，本质是上述地区近全球80%的人口必须要为未来用电额外交碳税。而高于全球零碳排放电力平均值的美洲和欧洲则不用为历史的排放负责，这20%的人口可以对另外80%人口征税，符合“二八定律”。这也是全球历次碳中和与气候峰会争论的焦点所在：处在能源演化高级阶段的国家要不要为历史排放负责并买单；而处在能源演化低级阶段的国家是否具备继续大规模使用化石能源的权利。
碳排放权争论的焦点：以总量计量还是以人均计量
目前，全球碳排放的焦点是以年度排放总量计量，还是以人均或累积碳排放量计量。若以年度排放总量计量，则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的排放压力；若 以人均或累积碳排放计量，则发达国家必须为历史碳排放负责。
欧美的观点是当前谁排放得更多，就得减排得更多。2021年碳排放数据显示，非OECD国家碳排放225.9亿吨，OECD国家碳排放112.9亿吨；亚太地区碳排放177 亿吨，占全球的52%，中国碳排放105亿吨，占全球的 31%。作为“世界工厂”，中国碳排放规模决定了全球碳排放规模，对碳排放征税的重点对象即是中国。因此，欧美一致要求中国做出更大的减排贡献。但是，发达国家既不谈及累积碳排放，也不谈人均碳排放。
数据显示，累积人均及年度人均碳排放排名靠前的为北美、OECD、欧盟及欧洲。发达国家累积人均排放是发展中国家的3.5～6.5倍。OECD国家累积人均碳排放481吨，非OECD国家仅有99吨，后者仅是前者的1/5。所以，碳排放不仅仅是 技术问题，也是重要的发展 权利和话语权问题，以不同 视角为标准，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西方碳排放的优势与博弈策略
目前，欧美在碳排放上具备三重优势：一是话语权优势，即碳排放理念和碳中和目标的率先提出，还有碳足迹计算等相关标准的制定；二是技术优势，欧美在零碳电力、零碳能源等领域技术优势明显；三是金融优势，欧盟于2021年9月14日正式开通了全球第一份碳排放期货合约，率先掌握了碳排放定价权；随后又通过了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其核心是从2023年10月1日起对欧美进口的产品征收碳关税。
征收碳边境税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对未来发展权征税。美国方面，则于2022 年8月通过总价值7400亿美元的《2022年通胀削减 法案》，其中计划投资3690 亿美元用于能源安全及气候变化项目。该法案对非美国制造产品具有明显的排外规定。
总体上来看，欧美利用能源演化进入高级阶段以及低碳排放优势，一方面限制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发展上限，同时限制化石能源出口国未来的潜在利润；另一方面利用碳定价及技术优势，对能源演化低级国家征收碳排放税，提高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成本，以继续维持世界领先的地位。
中国的应对策略
虽然碳达峰与碳中和是西方提出的理念与目标，但是符合中国未来能源演化与能源革命的需要，因此中国提出了“30·60愿景”，但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应对策略。
首先，在2030年碳达峰以前，中国应该联合化石能源出口国，形成利益共同 体，保障中国的化石能源供 应，这是“先破后立”的前提，也是重要的时间机遇期。其次，在此机遇期内，要大力 发展中国的新能源技术和碳金融定价能力。一个国家新能源技术地位决定了其在未来产业中的站位，而碳金融定价能力则决定了未来中 国产品的议价能力。再次，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碳足迹计算等相关标准，以此建立中国的碳排放话语权，尤其要注重计算发达国家的历史碳排放，紧紧抓住发达国家在碳排放上的弱点，用历史碳排放和人均碳排放作为与发达国家博弈的抓手与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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