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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现代化：
历史视野下的道路选择与四大转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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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泽生 赵红军 上海师范大学
实现现代化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后发国家的殷切期望和民族梦想。但现代化征途坎坷，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经验，无不是在自身国情和特定时空环境下由知识到禀赋、由社会到制度四大转型推动发展的结果。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全面阐述的中国式现代化理念，凸显了中国不同于已有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的丰富内涵，是中国历经180余年艰难探索，结合自身国情、当代时空环境和环境资源约束下选择的新型现代化道路。
历史视野下的三种现代化道路
从工业革命打破封建社会的长期生产力停滞开始，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加速导致不同国家间发展差距迅速扩大。现代化意味着走在工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的最前沿，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向先发国家的赶超进程。纵观200余年的工业化历史，人类社会创造的现代化道路可概括为3种类型：剥夺（掠夺）式现代化、依附式现代化和自主式现代化。
剥夺（掠夺）式现代化是通过殖民、战争和掠夺实现现代化的老路。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是通过这一现代化路径，依托暴力和政治经济强制从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掠取财富并转为生产投入，抢掠金银、贩卖人口、走私鸦片，以其他国家的贫穷和不发展为代价启动和推进自身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但由于进入殖民和掠夺的时空环境各有不同，不同美西方国家的剥夺（掠夺）式现代化道路也有细微差别。
早期的英国、西班牙、法国和荷兰等殖民国家通过庞大殖民地的财富掠夺和资源、市场的排他性占有来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英国工业化早期甚至以限制殖民产地商品销售为手段来打击殖民地生产，以便利殖民国家倾销商品、积累财富和生产资本而实现自身现代化。略晚开始殖民的德国、美国和日本等一方面发动战争争夺殖民地和财富；另一方面，则利用垄断资本主义生产优势和政治经济强制占领国际市场，实现垄断利润回流母国，支撑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实现。二战后的美国还依托美元、军事和经济霸权，以生产、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资本扩张为手段，支撑其维持技术、经济和现代化优势。这一现代化道路的另一重剥夺（掠夺）在于，他们充分利用了全球资源环境松约束时期的便利，仅美国一国就排放了全球温室气体累积排放总量的1/4，这种不计成本的环境资源使用减损、剥夺了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能力。
依附式现代化是若干中小型经济体依托霸权国家的资本、技术转移和市场开放所实现的依附型增长所带来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尤其发生在国际地缘政治对立时期的特定中小型国家和地区。霸权国家为争霸和遏制对手，在不明显减损自身利益条件下，将若干本国不具比较优势产业优先向特定依附型国家转移，并向这些国家开放本国市场。得到资本、技术转移的特定国家如能引导要素充分进入生产函数并提升竞争力，则因霸权国市场开放的缘故，可搭便车实现自身工业化的启动和现代化的推进。但这样的依附型现代化模式往往与特定国家主权向霸权国的部分让渡与战略利益捆绑为代价，一旦其产业竞争力损及霸权国利益，或者霸权国出于自身需要，则可依托政治经济强制削弱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水平。美国在近年来的CHIP4芯片联盟中强压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配合对华科技战、向美转移芯片产能和技术就是最明显的例证，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对日本芯片、汽车等产业的管控和扼制也是依附型现代化的重要表现。
当今时代，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选择面临两方面约束：一是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二是国际社会面临不断加剧的资源环境约束。战争、剥夺和掠夺不得人心，美西方国家走过的血腥罪恶的老路已难以复制，依附型现代化要求的两极争霸、霸权国资本技术转移和市场开放也难以再现。自主式现代化是中国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完全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财富积累和要素培育，借助对内自主式增长和对外利益共享实现的新型现代化模式和现代化道路，内含了中国人的和平基因，不愿也无从剥夺，不愿也无从依附，这一新模式是面临强环境资源约束的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中国现代化探索中的艰难转型
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必然离不开中国从超大型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和现代化国家的艰难转型。这一转型意味着后发国家从农业知识到适配工业化的禀赋，从有利于工业化的社会意识到适配制度的4个方面深刻转变，意味着后发国家面临工业化国家剥夺对应的器物冲击和识见增长从小规模人群向社会大众的扩散和对应的社会基础与转型动力形成。
知识和禀赋转型。中国具有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农业生产主导的社会结构，传统社会的知识体系围绕农业生产而积累。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社会仅具有聚焦农业的生产和生产组织知识，而鸦片战争带来的西洋坚船利炮之器物冲击为中国社会提供了趋向工业化和大规模生产知识转型的外源动力。“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晚清时期主动获取工业化知识、谋求知识转型的主要路径。官派留学生、官办学堂旨在培养掌握西学工业化知识的劳动和人力资本要素，以承载农业知识向工业化知识的转型。但这一知识转型所依托的要素培育过程尚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传统的禀赋结构，使之实现由农人、商人向能适应工业化、现代化生产的劳动、资本、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的转型。
新中国成立后，以扫盲运动、五年计划实施和大小三线建设为标志，大量农民获得了可从事工业生产的起码识字读写能力，从沿海向内陆的工业化布局调整给予了要素转型的必要学习和知识溢出机会，是新中国知识和禀赋转型的重要表现。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后，大量的乡镇企业兴起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的流动，激励了知识和禀赋的普遍转型，形成了中国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最重要微观条件。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教育的重视、民营企业的大规模发展刺激并诱导了蕴藏于民间的人力资本和企业家要素培育、作用发挥和良好示范，最终实现了支撑现代化的彻底的知识和禀赋转型。
社会和制度转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虽然因器物冲击导致了对先进工业生产的全新认识，并影响到部分开放官僚和知识分子，但相对于中国广袤的乡村和传统社会，社会意识的转型是渐进的。中国现代化的推进必须依赖于群体社会意识的觉醒和能促进工业化与高效率生产组织的制度转型。在仅有少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群体拥有工业化识见条件下，力图以洋务运动和高层变法来嫁接实现工业化成果，缺乏内生动力的生产函数运行条件、群体参与和制度保障。随着甲午战败、义和团运动失败、辛丑条约签订直至抗日战争爆发，落后挨打的长期惨痛教训激励了全中国救亡图存的思想，以变革实现民富国强成为中华民族的共识，也代表了全中国人民最大的共同利益。这一群体意识的发展构成了中国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最大内生动力。
但现代化的推进还有赖于能促进工业化和有效率生产的制度建构。新中国成立前，存在于广大乡村的土地私有制和官僚资本约束难以为大规模工业化提供市场、资源、禀赋条件和生产激励。新中国成立后直至改革开放所模仿的苏联现代化道路，又被证明难以实现生产组织效率。在此背景下，中国现代化探索的转折点在于，较早地认识到政府作为企业家管理全社会生产的低效率，认识到需利用市场和计划两种机制的动态调试促进竞争，认识到需由企业家适配生产要素来实现工业化生产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相对应的制度转型形成了提升生产组织效率的基础条件。
同时，中国还创造性地解决了公有制条件下将产权分置以激励农业和国有企业生产的问题，兼顾实现了单世代效率和跨世代效率，充分释放了蕴藏于民间的企业家和创新资源，形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推进的磅礴伟力。20世纪80年代后，以开放激励生产函数建构并引入竞争，以加入WTO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自行积累工业化生产所需投入，从对本国秀美山川和绿水青山的重视延伸到对全球资源环境约束的充分认知和制度性协同治理，以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积累牵引支撑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型和全面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般性和独特性
无论是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知识、禀赋、社会和制度4个方面转型的艰巨任务。所不同的是，先发国家的知识和禀赋转型往往是内源式的，而后发国家却往往是外源力倒逼加内源力演变的结果。先发国家的剥夺（掠夺）式现代化路径依托财富掠夺和利润压榨获取了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物质条件，使得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面临摆脱已有之剥夺的巨大困难，其现代化推进极其不易。但无论先发还是后发国家，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与制度转型要求却有很大的一致性。这就是，不同的现代化道路都要求提供能充分发挥企业家作用，产生激励企业家单世代和跨世代适配生产要素并推动经济增长的制度条件。
当今世界，先行踏上现代化道路的美西方国家呈现的现代化停滞反映了其在促进跨世代效率实现方面进行制度转型的疲态和不足，也反映了以剥夺（掠夺）支撑现代化道路的长期不可持续性。相较于此，中国式现代化所依托的兼容单世代效率和跨世代效率的制度设计，以及对内实现自主式增长、对外倡导利益共享的现代化理念无疑更契合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情和需要，更能促进一国现代化与他国现代化、一国发展与地球资源环境保护的协调，这一模式为那些渴望发展但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提供了适配当今时空环境的现代化道路新选择，这是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给人类社会进步的核心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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