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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恩师李德生院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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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华
2005年，我有幸考入李德生先生门下，成为先生指导的最后一名博士研究生。2008年，博士毕业后，我留在勘探院工作，担任先生的助手。不知不觉中，我在先生身边度过了17个春秋，陪先生去过油田现场，参加过考察野外露头、观察岩心、调研等科研活动。与先生相处时间长了，他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影响了我。
先生的谦逊
尽管先生在石油地质方面的造诣已享誉国内外，但在与人交流专业方面学术问题时，先生总是听得多，说得少。2009～2011年，我陪先生先后去过大庆油田、吉林油田、四川油田、青海油田、延长油田、胜利油田、辽河油田、大港油田、冀东油田、新疆油田和塔里木油田。按照他的设想，90岁之前，趁着身体还好，把祖国的油气田重新走一遍。
每到一个油田，先生最高兴的就是听油田领导或专家汇报勘探开发进展。每次听汇报，先生就像小学生一样，全神贯注，认真记笔记。先生对油气相关数据非常敏感，诸如地层深度、储层厚度、孔隙度与渗透率、储量、产量、含水率等，这些数据不但记在笔记本上，还在会后通过回忆把当时来不及写全的内容补充完整。
2009年10月在吉林油田调研时，油田领导给先生汇报了注二氧化碳驱进展情况。第二天在回京的火车上，我们在谈到注二氧化碳驱这项新技术时，先生把吉林油田实验区块的名字和井号，以及注气前后产量变化数据如数家珍地又给我讲了一遍。先生从不对油田汇报人的新认识给予过多评价，他会讲他们曾在这个盆地、区带、领域或方向上做出了什么样的探索，供科研人员对比参考。用先生的话来说，油田的工作人员长期扎根生产一线，对现场资料掌握更多，认识更深刻，在没有充分研究之前，对地下的了解一直是个不断探索、认识的过程。
先生的谦和
先生对初次见面的人都很认真，每次有人来访，他都会在本子上记下包括随行摄影师和工作人员在内的姓名，工作完成后，老人家还不忘对他们表示感谢。每次陪先生到油田现场，都会有工作人员主动帮他拿手提包，先生每次都礼拒。用他的话解释，年龄大了，脚下不稳，手里拎个包更能保持身体平衡。很惭愧，给先生当了这么多年助手，拎包的机会都不多。倒是体验了几年先生给我当司机……
2012年之前，先生都是开车上班，因为国内交规要求超龄老人不能上路，他还特意去考了国际驾照。那时我还没有驾照，所以每天我先到先生家，然后坐在副驾驶，陪他一同驱车去上班；下班时，我继续在副驾驶，护送先生回家。好多次被同事们遇到，有位师兄取笑：“你这小子和老师到底是谁给谁当秘书？”那时候，先生紧握方向盘的身影，是勘探院独特的一道风景。
先生总担心给别人添麻烦。我们一起出差时，出发时间都会选择饭后。有时因航班晚点，他还会提前准备钱给接站的司机师傅，觉得因为自己的行程耽误了人家吃饭，以表歉意。2009~2011年，我陪先生密集到访过很多油田；2011年后，老人家觉得年龄大了，哪怕身体再好，去哪都会给接待的同志带来压力，所以90岁之后他基本没有出过北京。
先生的节俭
有一次，我去接先生上班，进家门就听朱老师（先生的夫人）在吵吵先生。事情是他们逛超市时，朱老师给他买了一双120块钱的皮鞋，买的时候先生就嫌贵，朱老师执意要买。回来的路上，先生一直抱怨不该买那么贵的鞋，快到大院南门时，朱老师拗不过他，只得陪他回去退了。见着我，朱老师继续念叨着先生“抠门”，先生也不反驳，反正买鞋的钱是省下了，他心满意足地去了办公室。
那时候，先生经常偷偷去邮局给资助的学生们寄钱。这些事他从未告诉我，也不让我去办理，我也是一次无意中看到他的笔记本中的一沓收据才得知的。2008年汶川地震，他捐了1万元；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他捐献了2万元特殊党费。2013年，先生的母校（南京大学）想以先生的名义成立一个奖学（助学）基金，被先生婉拒，随后他又为母校捐款10万元。
从认识先生的那天起，他一年四季都是那件灰色夹克衫，袖口磨坏了，衣服上还有些星星点点洗不掉的墨迹。先生也有穿着高调的时候，在一些重要的节日或出席隆重的活动时，他也是西装革履。不仔细观察，看不清他衬衣那已磨坏了的衣领。
先生与师母
2020年，我因新冠肺炎疫情被困在老家，4月初才返京，随后又被要求隔离，再见老人家已经是5月了。5月3日惊闻噩耗，师母仙逝。5月4日，我见到先生时，他已不复往日的风采，面容憔悴，神情悲戚，不怎么说话，多数时盯着钢琴上的全家福照片沉默不语，时不时地用毛巾擦拭眼角。5月6日，送朱老师的棺木去昌平殡仪馆，行程中先生一直看着窗外，一句话也没有说。直到殡仪馆，我搀扶先生下车时他才有些反应。在向朱老师遗体告别时，老先生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在等待遗体火化时，先生一直在控制自己的情绪，但还是情不自禁地抽泣，最终又忍不住放声痛哭。跟随先生这么多年，从未见他失态过，我手足无措地搂住他，看到他悲痛欲绝的神情，我知道任何言语都无法抚慰先生内心深处无尽的悲伤。
师母朱琪昌老师出身于杭州大户人家，按现今的说法，是名副其实的“白富美”。先生出生于上海弄堂的一个普通工人之家，家境贫寒，多次经历辍学危机，是穷小子典范。朱老师1941与先生相识于重庆中央大学，大学毕业后，她放弃大城市的优越生活，选择陪先生奔赴大西北，开启了神仙伴侣的一生。
我认识朱老师时，老人家已是83岁高龄，但她还坚持自己做饭，收拾家务，安排好先生的衣食住行。尽管老两口已相伴过了40多年，朱老师仍不吝对先生的赞赏。用朱老师的话说：“李德生是个干大事的人，我努力把家里的事打理好，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潜心做他的科研。”先生在参加历次石油会战，动辄几个月都不能回家，家里老人、孩子的事都是朱老师一手操持。从延长到玉门、四川，从大港、五七干校到北京，那个年代打包搬家成为家常便饭，练就了朱老师收拾行装、重装出行的绝活，她曾经一个人扛着4件大行李箱赴美国探亲。有朱老师这样的贤内助，先生的事业才能基业长青。
其实早在2013年，朱老师已经行动不便，出行基本靠轮椅，身体每况愈下。2017年，每次我去家里接先生到办公室，朱老师只是坐在轮椅上，下意识地看看我，到后来基本已经不说话了。每次我和先生离开家时，先生都要告诉她：“伯华来接我去办公室了，中午我回来吃午饭哈”，也就是先生的话能让她抬起头，目送先生走出家门。先生是个唯物主义者，虽然知道终有一天会分别，但朱老师真正离去时，他还是难掩内心的伤痛。
还记得10年前，两位老人共同切蛋糕过90大寿的情景，两位老师是同年生，先生的生日是10月，朱老师是11月。一般过生日时会选择10月底或11月初，一起给两位老人家祝寿。今年的秋末少了一位切蛋糕的老人，深切缅怀敬爱的朱老师。
今年是先生的100岁寿辰，谨以此文祝先生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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