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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与企业家：理解中国经济百年变迁的钥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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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泽生 上海师范大学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大地上的沧桑巨变、经济恢复与持续快速增长，必然有深层次的微观上的经济动因在驱动作用。解构中国经济百年变迁的钥匙在于重新认识企业和企业家，思考百年中国怎样实现有利于增长的新生产组织和制度构建，怎样从生产凋敝的旧时代转型到快速工业化、财富涌流的新时代的内在逻辑。
一、企业、企业家与企业家注意力
经济增长来自于生产繁荣，而生产繁荣来源于企业家组织下的要素优化配置，以及具备企业家能力的个体无阻碍地进入市场、发挥作用。在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发挥和高效生产组织下，单一企业就能将劳动、资本等要素结合起来实现有效率生产。众多有效率生产的企业相互竞争，能倒逼显示出特定企业家的能力水平，以优胜劣汰筛选出真正的企业家，并带来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
企业如此，则产业必然如此。一个国家如果能够遍布有效率的企业和产业，则必然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经济增长和人民富裕是必然结果。
不同于以往的观点，我们可把自然人区分为劳动、人力资本和企业家注意力3种要素。劳动毋庸讳言,人力资本则是教育、培训和干中学等长期投资的结果，也可理解为复杂劳动，劳动和人力资本都需要与资本等要素结合才能对生产作出贡献，并以其边际贡献和市场竞争结果获得报酬。
企业家注意力要素则不同，其典型利用情形是，如果自然人认为其具有较强的企业家注意力水平，则通过创业等方式雇佣劳动、资本等要素组织生产，其注意力水平决定能经营的企业规模。如果所经营企业成本水平较高，市场竞争就会以亏损等形式倒逼企业家降低对自己的回报；当这一回报低至仅略等于企业家的劳动及人力资本报酬时，他就会退出企业家市场，重新作为劳动者生存。以上讨论说明，企业受企业家的注意力水平约束，是企业家的企业。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自然人中注意力要素的分布极不平衡。低注意力分布人群占比极高，随着注意力水平提高，分布概率快速下降，拥有高注意力水平的自然人凤毛麟角、极度稀缺。这与我们观察到以下事实相吻合，即大多数自然人仅作为雇员生存，剩余的以企业家生存的人群中，经营中小企业者又占绝大多数，能经营大型和超大型企业者比例极低。
另一个可观察到的事实是，企业家注意力要素的代际分布是随机的，也就是说，先辈具有较高企业家注意力水平的，却很少可能让其后代具有类似的企业家注意力水平。以上事实映射的现实是，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高死亡率以及家族企业传承的极大困难都源于试图作为企业家的自然人禀赋约束和代际传承约束。
二、旧时代企业家与变迁需求
新中国成立前的旧时代以地主占有土地、农业占国民经济最大比重为标志。在千余年朝代更替中，朝代建立初期往往有较平均的土地资源分配，通过竞争和作为经营者的地主的企业家注意力要素使用，土地渐次兼并、集中，但要素的规模经济使用会带来产量增长和经济繁荣。问题是，在初代具有高注意力水平地主因衰老等原因退出生产后，产权的代际传承和企业家注意力要素的随机分布产生了代际要素错配问题。
但因为土地的稀缺性和自然垄断特征，为不使垄断收益下降，继承者必然会采取以下两种政策：一是从政治上和制度上保护已有垄断权力，遏制新竞争者进入，并设法降低或者豁免税收缴纳；二是设法降低向劳动者的支付水平，加重剥削必然导致贫困和更大的收入不平等。非效率传承会随着朝代持续而不断自我强化。一方面，垄断和非效率传承会导致政府税收的下降，公共产品供给能力衰退，政府为稳固税收水平，还会加重向自由（农）劳动者和中小业主的税收征缴，促使后者失能、破产。另一方面，加重的剥削又导致极端贫困的蔓延和社会不稳定，同样使得劳动要素退出生产函数。由此导致的生产衰败、经济衰退成为暴力革命、战争和朝代崩溃的内在动因。
因此，朝代更替成为解构跨世代错配、实现强制性再均衡的必然路径，旧时代的兴衰治乱周期律由此而生，这是超长期的经济周期的外象展现，也是中国旧时代生产资料（土地）私有制下的历史宿命。这种宿命外在呈现的国家破败、极端贫困和异族入侵，驱动了过去百年的中国变迁以及生产组织和制度探索。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和资本家所有制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设想。虽然，马克思等思想家都没有直接提出企业家注意力与要素错配的跨世代非效率问题，但公有制构想已暗含了通过动态适配企业家与要素、避免跨世代错配、实现生产力长期稳定发展的思想。不过，马克思本人并未对公有制如何实现有系统论述，以计划经济作为实现公有制的手段是列宁于1905年首次提出的构想，这一构想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被付诸于实践。更重要的是，苏联的计划经济实践激发了1920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是否可行的大辩论。这一大辩论与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百年变迁产生了时空联系。
在这场大辩论中，作为反方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难以实现经济核算的观点。其理由是，由于计划经济消灭了竞争和市场、无法披露成本和利润，因而无法判断企业家和企业经营的绩效，必然导致低效率。早期社会主义在多国实践中，倾向于把国家设定为由中央计划者指令管理的超大型企业，隐含由政府（计划者）承担企业家角色，注意力水平趋于无穷大。苏联计划经济的最终失败似乎印证了米塞斯观点的合理性，这从理论和实践上驱动中国回答企业家和经济核算之问的百年探索。
三、新时代企业家与新制度构建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探索，以及1970年后的新生产组织和制度构建探索提供了不同于米塞斯的新答案。从企业家注意力助力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考察，中国百年探索的核心就是在制度设计和运行中设法兼容实现企业家作用发挥的单世代效率和跨世代效率。从土地革命开始至1950年的公有化改造，主要从产权形态上预留了跨世代适配企业家注意力与土地等要素的制度条件。但中国实践的主要创新在于，较早地认识到作为中央计划者的企业家注意力水平约束，并通过蕴藏民间的企业家注意力要素的挖掘和释放找到了兼顾单世代效率和跨世代效率的增长密钥。
在农业领域，通过将土地公有制产权划分为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在三权分置条件下，经营权可由市场交易流转，实现了初始由农民个体持有并由农民个体市场竞争，在内部/和外部遴选高注意力水平企业家实现与土地要素适配的规模经济生产。从1980年至今，出现了3种序贯出现的企业家注意力与土地要素的适配方式：一是在生产技术落后、规模经济较弱时，由农户承担企业家角色；二是对农户中不具备企业家才能者，可保留承包权而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给具备企业家才能和注意力水平较高的农户；三是在农业规模化技术发展后，由市场上具有较强企业家注意力水平者承担企业家角色。由此，蕴藏在农户和市场上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得以解放。通过有效率生产单元的竞争，披露出了成本、价格和利润，企业家的生存能力和注意力水平，解决了农业领域的经济核算问题，并为土地公有的所有权制度跨世代效率发挥提供了足够空间。
在非农业领域，企业家注意力要素的作用发挥可从改革次序、改革方式和国企改革3方面探讨。限于中央计划者注意力水平的约束，生活服务业、消费品等市场需求大、单体企业规模小的弱规模经济产业，计划经济下对企业家注意力水平的要求远超可供给水平。通过允许具备不同注意力水平的企业家进入市场，增量改革放松了全国营企业所面临的企业家注意力水平无法覆盖数量众多的弱规模经济企业的矛盾。借助已发育的市场竞争，政府可以衡量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的注意力水平和经营绩效，由此，国营企业就可以转化为国有企业。以存量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注意力水平和经营绩效为依据，“关、停、并、转”和“抓大放小”就可以节省作为企业家的政府的注意力水平。中央和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创立及其管理企业的数量变迁就反映了给定注意力水平下不同层级政府所能管理国有企业的边界变化。
中国实践表明，计划与市场的边界由企业家注意力水平决定，国有企业边界则由作为企业家的政府的注意力水平决定。在新科学技术突破、新管理方式和生产组织方式影响下，给定的企业家注意力水平可能得以更节约的使用，导致以上边界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
100年前，米塞斯等经济学家利用企业和企业家分析对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进行了有力的分析，但米塞斯仅仅走了一半正确的路；如果纳入企业家随机分布和跨世代错配问题，重新重视企业和企业家，最终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吻合，这就是历史、逻辑和经济理论上的殊途同归。2000年前的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曾指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但在跨世代效率企业家作用发挥中，我们尚需追问“有恒产者是否有恒能”这一问题。中国百年变迁给出的回答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但重视公有制下的产权激励和企业家注意力发挥，发挥蕴藏在广大人民中的企业家作用，是中国找到的兼容促进单世代效率和跨世代效率的经济增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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